中国后WTO时代角色

中国后WTO时代角色

金融危机爆发三年多后，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布局正在缓缓展开。　　在11月举行的APEC夏威夷峰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大力推介TPP(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定).TPP是一个跨太平洋的多边贸易协定，美国在2009年末的高调加入，使得这一本来并不引人注意的的小规模贸易协定逐渐升温。 “这可视作美国在WTO框架之外，重新构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贸易秩序、经济秩序的一个尝试。”商务部贸易与投资专家组成员马宇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　　仍是世界工厂　　“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WTO给中国带来的一个最为明显的收益，是促进了中国出口部门的快速发展，这成为中国对全球经济施加影响力的主要途径。”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对记者表示。　　十年前，中国加入WTO、市场化改革以及城镇化过程中不断释放的廉价劳动力，多项因素形成合力，令中国有能力向全球输出低价商品，并通过这一途径成就了这个庞大经济体多年高速增长的奇迹。　　“之所以说金融危机带来的是全球经济秩序的调整，是各国的旧有角色，将发生逐渐的改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对记者表示，“欧美想重新拾起那些曾被遗忘的市场与产业，而且金融危机之后激增的失业率，也迫使欧美政府不得不这样调整。”　　在这样的目标下，敦促人民币加快升值步伐、提高各种有形及无形的贸易壁垒，以及力求通过TPP等协议重建亚太经济秩序，便成为欧美政府必然的政策布局。　　伴随欧美“本家”到来的，还有其他新兴国家形成的挑战。更多新兴市场国家将以更为低廉的价格，从国际市场上分得一杯羹。　　对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对于重拾制造业，欧美国家很可能有心无力：“因为他们的劳动力价格在这些产业上实在不具优势。”　　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告诉记者，在市场与政策的双重作用下，企业劳动力成本已大幅提高，“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厂商转移到东南亚。”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外资部主任马宇则认为，尽管近年向东南亚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转移的外企不断增加，但一段时间内冲击不会太大，原因有二：一是出于品牌效应与稳定性的考虑，未来几年欧美企业仍将保持与中国市场的合作；二是虽然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但是相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说，仍然具有较高的性价比。　　业界及政府人士普遍认为，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通过制造业与出口的不断增长来发挥自身影响力的路径，短期内不会发生明显变化，但这一影响力的程度将会逐渐下降。　　担任更高端角色　　早在2009年，奥巴马政府便提出要在2014年底实现出口额增长翻番的目标，并推出“美国制造”计划，力求恢复美国在过去10年间失去的560万个就业岗位；中国的问题，则是如何通过深化改革进行结构转型，以在全球经济秩序重建中，担任更为高端的角色。　　“中美两国是全球经济秩序重构中的关键角色。”孙哲说。中国的‘十二五’规划与美国制造计划，都着眼于自身的内部调整。“可以说谁真的能实现经济转型，谁就能在未来的双边关系及全球秩序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马宇告诉记者，目前国际经济环境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也就是在WTO框架内各国多边合作难以进一步明显推动的情况下，出现了区域化快速发展的现象。“TPP便体现了这一趋势。”　　他指出，中国在WTO的平台上，可以通过国际规则约束美欧等发达国家，争取有利于自身的国际环境。但是在区域化加速的背景下，双边谈判与合作的规则有可能被美欧等更具竞争力的经济体掌控，中国在未来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可能处于不利位置。　　目前由美国主导的TPP协议，已经有9个国家参与其中。日本、加拿大、墨西哥也于近期宣布了参与谈判，如果这三个国家能够顺利成为TPP成员，那么TPP成员将超过APEC会议成员的一半以上，并获得高达8亿人口的全球市场。这些区域化合作以及双边谈判如果不断扩展，从长远看，有可能成为未来新一轮的全球贸易规则。这些意味着，中国未来面对的不仅是外需收缩，还有不断被美国渗透的周边经贸环境。　　奥巴马将TPP归纳为一个“面向21世纪、高标准、全面的自由贸易协议”。　　其成员不仅在90%的货物关税上立刻免除，所有产品关税还将在12年内免除，最终在协议内部的国家之间形成百分之百的关税废除。　　此外，TPP协议对成员更为深刻的影响，在于它要求加入的国家及地区的所有行业都处于市场自由竞争之中，成员国在通路、科研及劳工标准方面构建共同的平台。　　多数业内专家预期，由于TPP协议对成员国要求较高，因此快速进展的可能性并不大，在亚太地区的铺开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WTO走过十年，当前中国期待更进一步的开放举措，在服务贸易、投资等领域还需要实质性的开放步伐。”马宇表示。如果在服务贸易、投资等领域开放程度更高、市场化程度更强，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将是对垄断行业改革形成的倒逼机制，包括通讯业、银行业等在内的行业将需要更为深刻的、实质性的市场化改革。　　同时，政府职能也将面临倒逼机制。更为开放的市场实际上更加需要政府从审批到服务的职能转变。记者采访发现，最近几年有一个势头，是各项对外合作协议签得越多，反而需要政府介入的地方越多，例如企业在对外贸易时若想享受到较多的关税减免，则往往需要繁复的各种资质审批。　　“可以说，中国若想在未来的全球经济秩序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最为关键的是进一步提高开放程度，推进国内更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马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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