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在看中国如何跨过这个坎

世界在看中国如何跨过这个坎

一国经济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个经济增长问题，即当一国人均GDP达到3000至5000美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后，能否继续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一般认为，几乎所有的拉美国家(智利可能是个例外)、东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与泰国、东欧一些转轨国家，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而不能自拔。经过30多年的持续增长，中国人均GDP已逾6000美元。世界都在看着中国能不能跨过这个坎。

在未来20年内，中国经济是持续增长而转变为发达国家，还是步拉美与东南亚国家后尘而迷失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已成国际社会讨论的焦点问题。　　一国经济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本质上是个经济增长问题，即当一国人均GDP达到3000至5000美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后，能否继续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一般认为，几乎所有的拉美国家(智利可能是个例外)、东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与泰国、东欧一些转轨国家，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而不能自拔。经过30多年的持续增长，中国人均GDP已逾6000美元。世界都在看着中国能不能跨过这个坎。　　我们可用生产函数的框架来分析。一个典型的生产函数，是指一国人均收入的增长，主要由资本、劳动力与全要素生产率这三大因素决定，其中劳动力又分为劳动力数量与劳动力素质(即人力资本)。用这个框架来分析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凸显的是资本、劳动力几大传统动力：高储蓄率支撑了投资率的不断上升，而人均资本存量的上升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之一；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内享受了双重的人口红利，一是计划生育政策造成少年人抚养比率的下降以及劳动力占总人口比率的上升，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双重人口红利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供给，与全球化红利一起塑造了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另外，中国经济在两个层次上享受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提升：其一，过去30年的每个十年间，都出现了一次重大制度变革：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九十年代的小平南巡以及新世纪(002280)初的入世。这三次制度变革均带来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快速上升；其二，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显着落后于发达国家，在科技方面可享受后发优势。　　然而，所有这些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目前都呈现出衰竭之势。从资本因素看，一方面，中国的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率已接近50%，继续上升空间有限，且目前很多制造业部门与局部地区的基础设施部门都已出现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继续扩大投资的潜力不大。另一方面，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将会降低中国的储蓄率，难以继续为高投资提供资金支持。从劳动力因素来看，计划生育的正面效应渐渐正让位于负面效应，人口年龄结构正在加速老化，富余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过程基本结束，劳动力市场上已开始面临供给端约束。从全要素生产率来看，随着经济改革从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演进，重大制度变革越来越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掣肘，要取得进展非常困难；随着经济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科技方面所能享受的后发优势也已相当有限，且发达国家已在知识产权问题上频频发难。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该如何寻找新的增长动力，进而避免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呢？笔者以为，还需从生产函数框架来寻找对策。　　在资本层面上，尽管中国的投资率已相当高，然而在提高资本的边际收益率上，至少还有两方面潜力可挖。其一，目前存在制造业过度发展、服务业发展不足的产业结构失衡。通过调整激励机制来刺激服务业投资的发展，不但有助于缓解制造业的产能过剩，而且有助于提高居民部门的相对收入水平。其二，目前很大一部分投资是由国有企业完成的。通常，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低于民营企业。因此，通过降低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向民营企业提供更多市场化的资金支持，中国政府可通过提高民营企业投资比重来提高整体投资收益率。更进一步讲，考虑到目前很多高利润率服务业部门都处于国有企业垄断之下，因此，提高投资效率的关键，在于打破国有企业对特定服务业部门的垄断，真正向民营企业开放这些部门。　　在劳动力层面上，政府应从延缓劳动力数量下降与提高劳动力素质两方面下功夫。为延缓劳动力数量下降，可考虑适当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在未来也可通过适当延长退休年龄来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冲击。提高劳动力素质意味着加强人力资本投资，需进一步完善教育体系，尤其是应重视职业教育与在职培训体系的发展。为了激励居民扩大人力资本投资的力度(即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潜在收益率)，应尽全力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现状，尽早取消户籍制度限制，并通过各种措施努力降低个人在社会不同阶层之间流动的难度。　　在全要素生产率上，至少应从如下几个方面来构建中国的创新体系，提高居民与企业的创新能力：努力提高研究开发支出在GDP中所占比例，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进一步发展完善国内金融市场，尤其是大力发展包括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产权交易市场、创业板市场、中小板市场、主板市场在内的一系列直接融资体系，为国内主体的创新活动提供市场化融资支持，努力保持与扩大对外开放，努力从国外引入新的科学技术，并通过参与国际竞争来增强本国企业的创新能力。

谢国忠：中国经济的最后机会　　中国经济当前情况堪忧，已经变得依靠泡沫将银行贷款和灰色收入转变成政府收入。　　这是一个两难的局面：如果泡沫消失，政府就会不稳定；如果泡沫继续，社会就会不稳定。选择是艰难的，但中国必须做出选择。　　泡沫是杠杆的一种形式，亦即向未来借钱来实现当前的增长。不安全的食品、受污染的水和空气都是例子，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没有为增长支付足够的成本，但这种成本终究会以某种方式表现出来的。　　但是，中国正在面临劳动力短缺和通胀的问题。现行模式下的增长将会使这两个问题愈加恶化。这种增长怎么会给社会带来益处？　　劳动力短缺其实不是坏事，为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很好的背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仍然十分稳固。因此，任何经济结构调整造成的放缓都将是有限的，不会导致具有破坏性的高失业率水平，由此导致的低通胀也会促进社会稳定。 　　相反，如果中国继续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推动增长，在五年内将会爆发全面的银行危机。继续原有的做法对新一届政府来说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改革是自我生存的必要步骤，无可避免。 　　延长泡沫 　　内部通胀加外部货币升值，这是一个最易于导致巨大泡沫的宏观因素组合。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以及2005年以来的中国都遇到了这种情况。 　　东亚发展模式的基础是制造业出口。当货币升值的压力具体化以后，就会出现针对它的政治阻力。这种阻力会导致货币供应快速增长，国内出现通胀以及国外对于本国货币大幅升值的持续期望。 　　然后，大环境会将货币增量中的很大一部分投入房地产市场。由于房地产等资产市场吸纳了大量资金，这在一段时间内延缓了通胀影响的出现，从而将上述组合模式合理化。 　　中国的货币升值压力出现于2004年。在这个问题变成一个中美政治问题之后，对人民币升值的期望便引发了大规模的热钱通胀。自那时起，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便翻了两番。货币增量大部分都流入了房地产市场，反过来又变成了政府收入。 　　像所有国家一样，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也是一种货币现象。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的投机热潮冷却了。美国和欧洲投机者落荒而逃，引火烧身的景象也吓退了中国的投机者。中国经济面临出口下滑和泡沫破裂的双重危险。 　　2008年-2009年，中国的大规模刺激政策被某些学者从支持就业的角度加以合理化。但是，它的实际结果是通过宽松的银行借贷资助并恢复了投机。 　　这给中国的投机者带来了足够的底气，即使全世界的泡沫都破裂了，中国也依然屹立不倒。这种心理使得政府在短期内可以绰绰有余地维持增长，但是其长远结果非常严重。 　　2012年，中国经济又再次重炒泡沫这盘剩饭。当市场在年中冻结的时候，国有企业用借来的钱哄抬土地价格，制造了上涨的价格曲线。其心理影响最终说服了投资者再次入场。事实上，是银行宽松的借贷标准助长了投机复兴。 　　中国政府也会不时地引入打击炒楼活动的紧缩政策。然而这些措施从来没有严重到可以杜绝投机，只是令投机放缓和扩展罢了。这些措施屡屡失效，让人们继续维持了这样的梦想，那就是当政府再次主动放松政策或顶不住压力的时候，价格就会再次上涨。正是这个梦想留住了大量的投机者。 　　最近推出的20%资本利得税措施就是最新的例子，尽管还有很多细节有待充实。

在短期内，这一税种引发了一场投机者在政策正式实施前大量交易的热潮，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 　　但是投机的复苏只是长期熊市的一次反弹罢了。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投机很快就会结束。但是政府的行为将会说服投机者认为市场的冷却都是政府行动的结果，而不是宏观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维持了投机者的希望。他们不会离场。一旦政府取消若干紧缩政策，投机者就会再次回来。 　　中国房地产市场对于将灰色收入纳入政府收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灰色收入的规模很大，很可能会达到GDP的十分之一。如果这部分资金离开中国，将会引发货币贬值。 　　这正是中国的泡沫与日本或东南亚的泡沫的不同之处，也是房地产调控政策总是半心半意的原因。 　　在150年的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投机和腐败是两个孪生恶魔。它们破坏了政治体系的稳定，使中国偏离了发展道路。中国人民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高度的竞争力。在一个合理稳健的体系内，中国可以上升到全球经济的顶层。然而，在过去五年里，上述孪生恶魔再次出现了。 　　长期熊市 　　中国货币增长速度已经放缓了，因为全球经济疲软拉低了中国出口增长的速度。 　　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在未来的很多年里都会抑制这些国家的需求。因此，中国的货币增长率很可能会下滑。如果中国的货币增长目标实质上高于出口增长速度，将会导致货币贬值和资本外流，从而引发金融危机。 　　东亚模式的泡沫总是和出口繁荣一同终结。因为正如前文所述，泡沫依赖于内部通胀和外部升值。一旦出口繁荣终结，这两个条件便无法同时满足。 　　货币环境变化同人口老龄化和房地产需求下滑基本吻合。在快速工业化时期，由于抚养孩子的成本上涨，人口出生率会自然下滑。独生子女政策放大了这种趋势。这就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如此迅速的原因。 　　2012年，中国的人均收入约为6000美元，劳动适龄人口却有所减少。在世界其他地方，从来没有在如此低的收入水平上出现过这种现象。这一因素很可能使得中国的房地产熊市比日本更加严重。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尽管出现了人口老龄化，需求还是会继续增加。这种想法根本不符合实际情况。 　　现在很少有青壮年还留在农村。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增长阶段很可能已经结束了。大城市由于更好的就业机会吸引小城市的人口从而继续增长。但是，这只是一个再分配的故事，而不是绝对的增长。 　　依靠数量增长的发展战略在中国已经到达极限。从信贷、环境到资产价格，已经没有这种策略继续发展的空间了。 　　在过去五年间，经济增长对提高生活质量几乎没有什么影响。通胀抵消了工资的增加。如果将房地产价格考虑在内，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反而下降了。 　　另一方面，食品安全、水和空气污染、医疗卫生和教育成本，对于中国新兴的中产阶层来说是都是沉重的负担，在他们真正成长起来之前就会压垮他们。 　　控制货币供应对维持中国经济的稳定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必须相当于实际GDP的增长率与通胀目标之和。如果实际GDP增长率为7%，通胀目标为3%，货币供应就需要控制在10%的增长速度。我相信，中国的稳定在货币供应增长超过10%之后将无法持续。 　　增长引擎 　　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并没有结束。在人均收入6000美元的水平上，中国生产力增长的空间还是巨大的。可以通过更加合理的资源配置来重启增长。

跨国公司在中国和发达国家都有工厂。这些在中国工厂的生产力并不低于后者的水平。这表明中国的劳动生产力足以挣到更高水平的收入。平均生产率较低的原因是资源集中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地区。 　　国有部门的固定资产投资以及房地产投资，约占GDP的40%。房地产是一种非生产性资产。它之所以值钱，是因为使用它的人在其他一些活动上具有生产力。那种认为房地产由于升值而具备生产力的说法，只不过是一场庞氏骗局。 　　资源集中在非生产领域将会降低经济总体的效率，减缓增长速度。大规模国有部门投资的效率在过去五年里有大幅度下滑。中国国有部门的资本回报率只有6%，而标准普尔500强企业的回报率则为22%。 　　资本的回报率越低，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资金就越多。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如此需要信贷的原因。这当然是一条死胡同，结果只能是通胀、货币贬值和金融危机。 　　改革，而非刺激，才是增长的引擎。 　　首先，在经济濒临边缘之时，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不应当成为政府不作为的理由。毕竟，中国政府是公认的强势政府。 　　其次，存在一个有效的选择，这就是将公共支出控制在当前的水平，而不是将其进行削减。对于这种局面，既得利益集团应当能够接受。 　　中国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很高。这就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一直很稳固的原因。 　　即使是在纺织和服装等劳动力密集行业，中国仍然高居世界首位，规模是越南的十倍，尽管越南的工资水平只有中国的一半。在电子行业，没有其他国家能够拿走中国的市场份额；在机械行业，也绝对是中国称雄。 　　一旦国有部门控制支出，资本供应增长将会走向家庭部门和私营企业。整体资本效率将会逐步提高。中国经济将会通过生产力的提高而重获增长动力。世界上没有其他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具备勇往直前的机会。 　　中国经济其实还拥有巨大的未开发的劳动生产力，一旦这部分生产力释放出来，将会解决这个国家现在所面临的全部问题。所需要的就是国有部门后退一步，这执行起来应该没有那么困难。（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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